许多博士发现自己的学历在贬值。

一些在读博士会在网络上讲述自己坎坷的应聘过程，当谈及博士进高校任教为何变得如此之难时，“博士扩招”总是最常听见的词。

准确地说，中国高校的博士扩招，是从2017年开始挂挡提速的。据教育部公布的历年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公报》，2016年以前的博士招生数量涨幅并不显著。自2017年起，博士招生人数就以每年万人左右的数量飙升。公报显示，2017年博士招生数为8.39万人。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称，2023年博士招生人数达到15.33万人，同比提升约10个百分点。

也就是说，相比起6年前，博士招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。
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为三年，最长可延期至六年，但伴随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、毕业指标不断叠加，能够按时毕业的博士凤毛麟角。比这更残酷的现实是，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那一天，摆在博士面前的却是寥寥无几的教职“坑位”。

就读于某所上游985高校的文科博士张天霖提前半年就拿到了毕业证，他是罕见的能提前毕业的特例。在他同届的博士班同学里，仅有三成能如期毕业。在这三成当中，能在高校里谋得一份带编制的岗位者，大约只有一半。

就算能提前毕业，张天霖依旧找了很久的工作，年龄是摆在他面前最现实的一道坎，“我都45岁了，”他说，做博士后不现实，考编更不现实。2023年2月，还在读博三的张天霖已经敏锐察觉到博士就业越发成为一个大难题，于是他开始创业，组建了一支面向全国文科博士的就业指导团队，为他们提供社群网络和咨询服务。

观察身边的案例，张天霖将博士找工作能否顺利归结到三大因素：导师、成果和学历。首先导师很关键，但“除非是大佬，否则帮助不大”；成果主要是论文发表和课题申报，当然是越多越好；而至于学历，“博士学校好还不够，还得看你第一学历” 。现在高校“入场券”的竞争就是这么激烈，张天霖解释。

另一位同样毕业于一所顶尖985高校的文科博士林筱崎却认为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常被就业指导专家忽略，那就是“运气”。

在求职路上，她走过不少弯路，却觉得自己已足够幸运。

必须服从的“游戏规则”

和幻灭的学术理想

博士圈有个不成文的说法，不挂导师名字给期刊投递论文，就跟刚出生的孩童没上户口一样，就算文章长得再好看，也可能压根入不了审稿人的眼。一般来说，导师的作用除了实际的学术指导之外，还包括给博士生的论文赋予一定的权威性。

不过，林筱崎博士刚入学时，导师就明确告知她和同门，发小论文时不要挂他的名字。“你知道吗？不挂他（导师）名字，人家（期刊）根本就不会接收呀！”她苦笑着说。

由于国内大多数学术期刊并未采用盲审机制，甚至很多直接是找“大牛”约稿，缺乏学术资源的博士生很难单独投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“学术小白”的林筱崎需要单枪匹马地应对各家审稿人。为了达到学院指定的两篇特定区域的小论文，她开始拼命卷自己，从写文章到投期刊，都是她一个人完成。

在一些学校，博士的毕业率和导师的考核体系相挂钩，如果博士毕不了业，导师就无法正常招生，于是就出现有导师甚至比学生还努力的情况。在这点上，和学院里一些给学生“论文包分配”的老师相比，林筱崎认为自家导师压根不在乎她能不能顺利毕业。

让林筱崎难以接受的是，只有在需要她干活时，导师才会找上门来。博三那年夏天，林筱崎家里发生一场变故，她因此回了一趟老家。那段时间，导师全然不顾她的家事，一股脑给她施加压力，就为了让她给自己申请的一个项目撰写申报书，一旦项目选上，可以为他争取到几十万的科研经费。

“导师才不管你其他的事情，他只想要结果。”那阵子，她常常躲在家里大哭，满脑子都在想该如何应对导师的项目。

最终项目没入选，经费落空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她和导师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“他就想要你帮他出成绩。”同样是给导师干活儿，和理工科不同的是，在实验室中导师就像老板，学生拿的是工资，而林筱崎则是纯粹“打白工”，一毛钱也没收到。

“师傅带徒弟”的学术训练模式，迫使博士要做很多隐形工作。毕业于一所世界顶级学府的文科博士梁欣欣认为：“整个学术工作，其实和做基层公务员很像。”

除了经营和导师的关系，博士还需开拓其他学术资源。梁欣欣说，这就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目的，要“刷脸”，努力和“学术大牛”成为朋友，不限于主动约他们吃饭、喝咖啡——这一切是为了积累学术人脉。

她回忆起自己读博时，面对需要经营的“学术关系网”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她当时跟自己说：“如果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，我为什么要兜一圈来读博，而不去考公务员呢？”

而那些身处其中却对“游戏规则”浑然不知的人，他们对一切保持乐观，以为这将是一场纯粹且公平的学术竞争，直到他们的论文四处碰壁，无人问津。“如果你做不到，那就不要玩这个游戏。”梁欣欣说。

拿到博士学位后，梁欣欣就彻底脱离了学术圈，去了一家教培机构工作。下班后，她常去酒吧消遣，享受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时间。

35岁，“非升即走”

博士“进高校即入事业编制”已成往事。当下，“非升即走”是高校“青椒”（青年教师）的打开方式。

“非升即走”即高校招聘中的“预聘制”，在高校内部也被习惯性地叫作“3+3”。通常，预聘期合同为3年，3年后可再续签一次合同。在这期间，该讲师需要完成学院规定的考核指标才可晋升职称，否则学校不再续聘。

只有过了预聘阶段，才能“排队进编”。学校越好，预聘阶段就越长。对于一些好学校，博士的就业“链条”通常是：进去先做博士后，再做预聘讲师、讲师、预聘副教授，幸运的话才可升为副教授，最后评教授。

在预聘制下，35岁，是摆在所有博士面前的一道坎。例如，国家青年基金规定申请人年龄为35岁以下。这种年龄焦虑，在博士后群体中更为明显。林筱崎说，甚至有高校要求博士后一年发2篇C刊，一年没达到考核要求就得走人，且要退还工资。

何远毕业于一所顶尖985高校的理工科专业，博士毕业至今已8个月。他向记者透露，就他的方向而言，珠三角地区的普通二本学校也在要求“非升即走”。“动辄四五篇中科院1区才能进，进去还得卷。一问就是：你来做博后吧。”

“我投的一所高校，去年公示入职的博士有150多人，这些人在3到5年之后留下来的，不会超过20个。”何远感慨道。他还说，一些好学校会招“特聘博士研究员”，但只是空有虚名。

何远说，预聘制最初起源于国外，但博士“供过于求”的现状，造成了令青年学者尴尬的“非升即走”。他说：“国外高校的情况是，一个岗位就招有限的几个人，学校提供平台培养你，期满达到要求就留下。中国高校的情况则是，一个岗位招20个人，你们就去卷吧。”

在卷无可卷的就业环境中，女博士是更加脆弱的群体。林筱崎班上一位女同学在博三时意外怀孕，只好延毕，这在进度上就至少比别人晚了两年。

经过一年多的博士就业指导工作，张天霖有个观察：一心进入高校从事科研的年轻博士中，很多仍处在一种“认知错位”，即他们自认为处在学历的最高阶段，但实际上却处在科研工作的最低阶段。他坦言：“有人总觉得读个博士是件多么骄傲的事情，实际上你去到高校，在人家眼里你只是个刚毕业的‘小喽啰’。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认知不清，这就导致抑郁。”

张天霖提起一个“认知不清”的典型案例，这位文科博士找了一年多的工作。“他的问题是，他几乎只投211。现在好多高校都卡第一学历。他能发文章，有科研能力，虽然硕博是985，但他第一学历是个普通一本呀。”

读博后如何定位自己？这是张天霖在做就业指导时常让博士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他曾见一些极为夸张的招聘条款，“比如一所排名很低的二本学校，它的考核要求竟然是一年发三篇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（该期刊被学界誉为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）”。张天霖感慨：“有一些天真的博士就被坑了”。

博士考公，

卷不过硕士和本科生

和梁欣欣一样，林筱崎起初也不想进高校。

北上广深的学校根本轮不到自己，家乡省会城市的高校也很少提供编制。据林筱崎观察，一般博士新生多多少少都有些学术理想，但书读越久，学术追求就越低，她自己也是如此。

更重要的是，读博的过程使她身心疲惫，她深感已经卷不动了。“你的付出跟收获完全不成正比。每周7天24小时在线，没有任何休息可言。所有的时间都在想论文，还看不见任何成效，工资低，对身体又是巨大的消耗。”

“去企业，我的年龄显然不占优势。”博士到企业的薪资预期相对较高，而社会上有博士需求的岗位却寥寥。出于节约人力成本的考量，企业往往更愿意招一个硕士，甚至是本科生。

想通后，林筱崎决定考公、走选调。但对博士而言，这条路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走。

就在一个多月前，斯坦福博士拟被录用到乡镇公务员岗位的消息在网络上发酵，很多人以为“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可优先录用”，甚至开始流传“博士报考公务员可免予笔试”的说法。很快当地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表示，所有报考考生在这次招考中“一视同仁”。

林筱崎认为，博士考公非但不占优势，反而在年龄、学生工作、复习时间等方面尽显劣势。为了毕业，大大小小的学业指标几乎能吃掉博士所有的精力，和论文无关的事情——学生工作、社团参与和校外实习，这些和找工作直接挂钩的——博士都无暇兼顾。

由于担心论文送审出问题得延毕，博士甚至不敢提前找工作，“万一工作确定了，结果论文没过怎么办？又或者大论文好不容易过了，小论文没达标怎么办？”她说。

在本科和硕士生复习考试的几个月里，正是博士赶毕业论文的焦灼时刻。考公报名时间一般在10月底到11月初，而博士论文预答辩在12月至次年1月，无论如何必须在预答辩前弄出一篇“像样的东西”。

虽然学院规定写到10万字即可，但在林筱崎的班上，码到30万字的大有人在。论文预答辩时，她还不巧碰到了学院里出了名地严苛的“死亡组合”，一个专家组从下午1点半讨论到6点。预答辩后，她整篇论文三分之二的内容得重新写。

参加某省的省考笔试时，林筱崎一点复习的时间也抽不出来，在完全“裸考”的情况下，排到了第七名，没能拿到面试机会。至于该省的选调，她研究了一番之后果断放弃，“选调要跟其他硕士和本科竞争，我没有优势可言。”

林筱崎认为，博士所谓的学历优势，只有在斩获资格筛选、笔试等环节，挺到最后一轮面试时，才有可能体现出来。而绝大多数时候，博士根本走不到那一步。

以林筱崎报考的某一线城市非核心区的“青年储备干部”选拔为例，其报名条件对年龄要求非常苛刻，规定报名的博士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下。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，就算没遭遇任何意外，也通常快到30岁的年纪。林筱崎当时28岁，踩线报上了名。

第一轮简历筛选，林筱崎顺利通过了。3月底线上面试，她也通过了。下一轮笔试放在了5月底，刚好碰上要博士毕业论文答辩，林筱崎只好放弃。此外，她还报了该市的选调，却意外发现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拿到。

“选调很看在校期间是否担任学生干部，参加了多少学生工作，还要看你是哪里人，本硕是不是985。当然也跟当地发展方向有关，可能他们更需要理工科。”林筱崎猜测。她还考过另一个城市的事业编，一共招17个博士，而她的文科专业能报的岗位仅招1个名额。

最后，林筱崎报考的数个岗位全军覆没。放弃考公后，她被家乡一所普本高校录用为讲师，她感慨：“硕士毕业时，我报了一家地方国企，当时给我开了28万的年薪。读了博士后，现在年薪8万都没有。”不过，她现在的工作有编制，不是“非升即走”，目前看上去科研压力尚可。

在采访后，张天霖给我发了一首他无聊时题的打油诗：“年少不知考公香，博士之路志向茫。五年辛苦求学路，唯成五千一月郎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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